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负担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负担管理条例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６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８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自治州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管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州农村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依法缴纳的各种税、费和为国家、集体及社会应承担的义务。
第三条 自治州内农民缴纳的村集体提留费（以下简称提留费）、乡（镇）公共事业统筹费（以下简称统筹费）和国家、集体的义务工，实行定项限额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农民群众自愿集资发展集体经济和兴办公共事业，不计入定项限额内。
第四条 自治州内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管理工作的领导。州、县（市）农业局为农民负担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 农民的义务
第五条 自治州内凡使用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资金及其他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各业的农民，应承担下列义务：
（一）依法缴纳国家税、费；
（二）按合同规定缴纳提留费和统筹费；
（三）承担国家和集体的义务工。
第六条 自治州内提留费与统筹费共十一项：
（一）提留费四项：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成员补贴、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
（二）统筹费七项：教育事业费附加、农村医务人员从事防疫的劳务补贴、敬老院费用、优抚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维修费、计划生育补贴、民兵训练补贴。
第七条 自治州内农民应承担的义务工共两项：
（一）国家建勤工；
（二）农村集体义务工。
第三章 农民负担的额度
第八条 自治州内农民负担的提留费和统筹费标准，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执行。
第九条 提留费主要按经济收入分摊，也可按土地亩数或劳力分摊。统筹费可按农村人口和不同产业的经济收入负担。
第十条 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成员和其他人员的补贴职数、标准，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由村民委员会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国家建勤工，农村劳动力每人每年为五个工日，机动车（船）、畜力车等运输车辆每年每台为两个工日。
农村集体义务工，除抢险救灾特殊情况外，农村劳动力每人每年为五至十个工日。
国家建勤工和农村集体义务工，要坚持以劳为主，一般不搞以资代劳，对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承担国家建勤工和农村集体义务工的劳力，可由村民会议评议，给予减免照顾。
本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劳动积累工，不属于农村集体义务工，应坚持互助互利的原则，量力而行，谁受益谁负担。
第十二条 农村个体户或专业户、联户、私营、村办和乡（镇）办企业中的农民，与当地农民承担同等数量的国家建勤工和农村集体义务工。愿意以资代劳的，人工可参照国家规定的建筑业临时工工资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车（船）工按国家规定的里程运输费标准计算。
第四章 农民负担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三条 自治州内农民负担，定项限额内的实行统一管理、分级使用的原则，定项限额外向农村收取的其它社会性费用，必须按本条例规定的权限报经批准。
第十四条 提留费、统筹费，年初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与农户签订合同，一年一订，合同有效期间不得任意追加。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对本级提留费、统筹费的管理。
提留费的预算方案，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年初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乡（镇）集体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审核，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报县（市）农业局备案。
提留费的使用须经乡（镇）集体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审核，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统筹费的预算方案，年初由乡（镇）人民政府编制，经县（市）集体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审核，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乡（镇）人民政府要定期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或主席团报告统筹预算执行情况，并向村民张榜公布，接受监督。
统筹费的使用须经县（市）农业集体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审核，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
州、县（市）农业局负责对提留费、统筹费的监督和审计。
第十五条 提留费和统筹费实行帐内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和预支。如有结余，应结转下年使用。
第十六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乡（镇）企业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是农村教育经费的一部分，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和使用。
第十七条 农村集体义务工，确需增加用工时，须经县（市）农业局审核，属该县（市）人民政府管理权限内的，由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属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权限内的，报请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 自治州内除农民承担的社会义务外，各级人民政府确需向农村收费，其项目和标准由自治州农业局会同物价和财政部门提出，报自治州人民政府按法定程序呈报批准。
第十九条 自治州内各级人民政府确需向农村集资，必须在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坚持自愿、受益、适度和有偿的原则。
集资项目和标准由自治州农业局和计划、财政、物价部门提出，经自治州人民政府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农村实行罚款、没收财物，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执行。
照章罚款、没收的财物，按规定一律上缴国库。
县（市）人民政府不得制定含有罚款、没收财物内容的规定。
第五章 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内除本条例规定应由农民承担的社会义务外，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增加农民负担。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有权抵制，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检举和控告。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内任何部门在农村设立机构，增加人员（包括抽调），其一切经费应由主办单位或批准机关承担，不得向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转嫁负担。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内任何部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的合法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标准。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内任何部门不得强制农民购买有价证券，订阅书籍、报刊，参加供销社、信用社扩股。除法定保险项目外，不得强制农民参加保险。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内任何部门在农村开展赞助或捐赠活动，应坚持自愿原则，不准以任何形式摊派。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内向农村发放的牌、证、照、册等，须经自治州农业局和物价部门审核，报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凡企事业单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提供有偿服务，应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双方签订合同，不得以有偿服务为借口，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摊派费用。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内任何部门不得截留、挪用和克扣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放给农民的各种补贴、贷款、预购粮定金、专项投资款、扶贫款、救灾款、减免税费及优惠物资等。国家和地方供给农民的平价物资，任何部门不得搞搭配销售。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发展集体经济，减轻农民负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在当前对刑事司法程序进行结构性变革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语境下，证人不出庭的问题日益凸显并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已经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并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建立在充分发挥各方诉讼主体性的基础上的现有庭审制度的发展，并已经成为羁绊我国控辩式刑事审判改革的瓶颈之一。为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第187条、188条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机制。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证人权益的保障，第61条、62条、63条规定了对证人的安全保障和经济补偿制度。但囿于司法人员的司法观念和证人的法制意识等因素，以上保障机制的落实不可能一触而就的施行，对证人救济保护的保障机制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将从出台证人强制出庭机制的原因、理论基础、证人保护的范围、机构、措施、作证补助、拒证责任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推动此项机制的实施、完善。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与原因
(一)立法现状
对于刑事证人是否应当出庭作证，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自身以及司法解释上存在不完善和相互矛盾的规定:
1．关于“证人证言”一条的表述容易引发误解。《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一方面要求各方证人必须到庭作证，另一方面要求到庭的证人必须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否则，该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法条在文字表述上不是很准确，司法实践中，很多部门将第47条规定的针对证人证言的询问和质证理解成对书面证人证言进行的提问和质证，认为证人出庭作证等同于书面证人证言，混淆传闻证据原则与直接言词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明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使得证人不出庭的书面证言和证人出庭所作的证言具有同等的效力。
2．证人出庭与宣读证言并存
《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这一规定，其实是通过交叉询问证人，核实证人证言的真伪，暴露证人的偏见或有偏袒，彻底查清事实，从而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然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一规定，没有任何限制条件，为证人不出庭作证制造了法律上的借口。
3．证人不出庭的条件过于宽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一规定，实质上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但随后的第二款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这款规定过于宽泛，没有相应的保障和操作制度，使得“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基本形同虚设。
4．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没有相关处罚措施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这一规定，明确了知道案情并且有证人能力的公民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这一义务却没有相关制度可以保障，对应当出庭作证而拒不出庭的证人没有规定强制措施，因此，法院面对无理拒证的个人和单位除说服、教育和动员之外，别无有效的制约手段。
5．证人的保护缺乏具体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是，对于如何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进行保护，三机关如何分工负责，证人因作证而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哪个部门具体负责，对威胁、恐吓、报复、打击、陷害证人的情况如何处理，缺乏明确规定。相互矛盾以及过于宽泛的法律规定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源所在。立法者将证人出庭和宣读证言并立是考虑到案情的差异性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宣读证言笔录几乎代替证人出庭，成为证人证言这一法定证据的主要举证方式。法律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对于知道案件事实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也没有任何处罚措施，导致证人出庭的随意性。
(二)司法现状
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有证人证言，但出庭作证的证人却寥寥无几。许多专家学者都对证人出庭问题进行调研，结果证明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不超过5%。证人不出庭作证，使许多刑事案件是非难辨，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审理质量，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司法的权威。
1．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是困扰各国刑事诉讼过程的司法难题之一，就我国而言，多数了解案情的公民能够配合司法机关完成法庭外的书面证言，履行作证义务，揭露犯罪，但是不愿出庭作证。刑事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有文化心理的原因，更有法律保护不到位的原因。有些证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想卷入官司惹上麻烦;有的证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使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有的证人害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影响了公民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对证人保护的失败，严重挫伤了人们的正义感。
2．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持消极态度
证人出庭作证面对法官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发问和询问，其证言很可能与庭前陈述有所不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样就会打乱公诉人的公诉计划，增加其指控难度，造成其被动局面，故公诉人为减轻工作难度而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审理中通知证人难度大，时间长等因素，法官更愿意选择宣读证人证言，这样既省事又省时，更能提高审判质效。同时许多法官认为案件经过侦查、起诉程序后事实已基本清楚或部分案件事实本身很清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均不影响定案，为了缩短审理天数，提高审判效率，而不愿证人出庭作证。个别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低下，形象欠佳，使证人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从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二、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法理基础
1、正义理念。建立和完善能够促使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对正义这一基本理念的实现具有非凡的意义。大多数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 较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 而不像其他种类的证据需要佐证并进行推定才能证明案件, 因此在各类案件中证人证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 收集到案的证据都存在着真假两种可能性, 都需要对其进行审查判断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证人证言亦不例外。而对证人证言最好的辨别方法则是通过交叉询问等方式进行逻辑检验。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作证, 虽然也可以发挥一定的证明作用，但难以避免证人证言自身存在虚伪的可能性, 对于查明案件事实, 获得正义的结果是极其不利的, 所以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更有利于正义理念的实现。
2、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在刑事案件中, 犯罪分子为了追求自己利益和欲望的满足损害了他人或者国家的利益, 与他人或者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此时需要位于社会力量之上的国家提供司法保护、消除社会矛盾。而国家也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惩罚, 恢复了被犯罪所破坏的法律秩序, 为每一位社会成员包括证人在内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环境。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 证人享受了国家为其提供的秩序和安宁, 并且在这种环境里实现着自己的利益。当国家为创造这种环境需要证人的协助时, 了解案件情况的证人绝不是与这个惩罚犯罪过程毫无关系的人, 而应当是积极的参与者。在证人不配合当事人的情况下, 代表国家的法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促使证人到庭履行义务。证人义务履行的强制性表明证人杠牙的享有是以向国家履行义务为必要条件的, 是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规则的。
3、人权保障理论。司法作为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和价值, 以体现行使国家职能的机构对各个诉讼主体程序性权利的保护。近些年, 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无不把人权保障作为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支撑, 顺应人权保障的大趋势, 我国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提高了人权保障力度, 当然仍存在不利于保护人权的状况, 其中证据规则过于笼统、证人证言规则前后矛盾、法律条文不明确, 就是表现之一。因此, 建立完善的强制证人出庭制度也是人权保障理论的需要。
（二）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程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