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由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的方法，在侦查、起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诉讼效果。该方法对主要依靠言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案件显得尤为重要。如王某收受贿赂案，在侦查人员制作讯问笔录前，王某亲笔书写了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但庭审时王某翻供，并辩称原书写供述系本人为“争取好的态度”而作的虚假供述，至于其供述事实与行贿人证言基本一致，则属偶然的巧合。但法庭依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做有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书面陈述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但毫无疑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书面供述，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要求其亲笔书写陈述、证言、供述或辩解，对无书写能力的人可由其委托他人代笔。之后，侦查人再有针对性地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和讯问，并制作笔录。
陈述人书写书面陈述时，往往受认识能力、法律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其所书写的陈述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人员在要求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书写陈述时，应让其具体、如实的写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并注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以增强书面陈述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侦查人员，应制作获取书面陈述的笔录，以证明“书面陈述”的证据来源。
司法活动中，就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而言，“1+1”言词证据模式，可成为逐步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前，正处在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转捩点上的司法工作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高度，尊重陈述人的意愿，把“1+1”言词证据模式有选择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以期达到诉讼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原刊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检察业务研究》第3期。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封山育林管理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速培育森林资源，扩大森林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封山育林，是指对山丘地区的荒山、迹地、未成林造林地、灌丛地、疏林地、防护林进行封育的经营管理方式。
黄河故道、沿黄、沿海防护林，黄河三角洲防护林及其荒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封山育林或者从事相关活动，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封山育林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以封为主、封育结合、管理与保护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 封山育林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封山育林的具体工作；计划、财政、公安、农业、土地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封山育林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根据林业总体规划，按山系、流域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封山育林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级财政应当视财力情况，适当安排封山育林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
在畜牧业集中区，编制规划时应当根据群众发展畜牧业的需要，留出必要的牧场。
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封山育林规划，编制年度计划，并逐级分解下达实施。
第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封山育林规划和上级下达的年度计划，确定封山育林任务，划定封山育林区。
封山育林区，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封山育林区，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第八条 封山育林区确定后，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勘察设计，编制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应当包括封山育林区概况，封育范围、类型、方式、年限、措施等。
第九条 封山育林区的勘察设计，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担。
第十条 封山育林区一经划定，必须实行长期封育。
第十一条 封山育林的封育范围和措施，由县级人民政府予以公告。
第十二条 县级或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封山育林区成立乡、村护林组织，设立专职或兼职护林员，兼职护林员协助专职护林员开展护林工作。
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巡逻护林；
（二）宣传国家有关保护森林资源的法律、法规；
（三）制止违反本办法及其他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并及时报告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四）有权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协助办理林业违法案件；
（五）承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有关保护森林资源的任务。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在封山育林区的主要路口、山口等地设立标牌、界桩及其他封山育林设施，明示封山育林的范围。
第十四条 在封山育林区内，严禁从事下列活动：
（一）放牧、割草、砍柴、狩猎；
（二）携带火种、烧荒、烧纸、野炊；
（三）移动或者毁坏标牌、界桩及其他封山育林设施；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十五条 在封山育林区内不得从事采石、采沙、取土开矿等活动。确需进行的，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按规定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六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森林火险、火警和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严防森林火灾和森林虫害的发生。
第十七条 林地经营管理单位或个人在封山育林区内应当及时补植林木，并根据林木生长状况进行抚育。
第十八条 封山育林区内已经承包的林地，仍由承包者负责经营并承担封护任务。
第十九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封山育林监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封山育林检查。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责令其限期完成。
第二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封山育林管理档案，为封山育林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封山育林区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护林组织进行处罚：
（一）放牧、割草、砍柴、狩猎的，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林木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二）携带火种、烧荒、烧纸、野炊的，予以警告，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限期更新造林，并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三）移动或者毁坏标牌、界桩及其他封山育林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补种树木或补种树木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封山育林区内采石、采沙、取土、开矿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造成森林、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林木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
第二十三条 专职护林员依法执行行政处罚时，必须向当事人出示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严格执行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盗伐、滥伐封育区内林木以及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森林防火等法律、法规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依照本办法实施罚款处罚，应当按照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