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两权分离为何失灵？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快讯》2003年第37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
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20多年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并没有象乐观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带领中国驶入美好的经济新海域，却时常撞向冰山。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所以，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出处：本文原载《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快讯》2003年第37期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1年10月31日 统政字（1991）341号

为了有效地组织统计法规检查，保证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正确、合法、及时地进行，现将《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暂行规定》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颁布的《统计法规检查暂行规定》的有关条款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暂行规定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规定
第一条 为适应统计法规检查工作的需要，逐步实现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规范化，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有关部门转办的材料和信访材料，是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的重要材料来源。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应对案件材料进行统一登记和编号，并将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
信访材料，依照统计违法案件管辖权限进行处理。不属于统计法规检查机构职权范围或不属本级管辖的，由接受案件材料的单位填发《统计法规检查信访转办单》，交由有管辖权的下级统计法规检查机构或有关部门处理。下级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应按上级要求，及时报告办理情况。
对于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应坚持有告必理的原则，对举报材料的处理情况应及时告知举报人。
第三条 凡《统计法》第二十五条、《统计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所列行为，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均属统计法规检查机构的立案范围。
第四条 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行为人（包括公民、法人或有关组织）；
（二）经初步审查，有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情节较重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
（三）按照职责与分工规定，属于管辖范围内的。
第五条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是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机关。查处统计违法案件，按照统计部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根据统计工作关系，分工立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有权立案查处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统计违法案件；国家统计局有权立案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和认为应当由国家统计局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法规检查机构或统计检查员，负责立案查处本部门内的统计违法案件，并向同级统计部门备案。
统计部门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有关的业务主管部门应予协助。
上级统计局有权纠正下级统计局或同级主管部门处理不当的统计违法案件。
第六条 办案人员必须对案件来源所依据的材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查，确定是否立案。初步审查的内容包括：
（一）案件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可靠；
（二）案件的违法性质和情节是否应追究法律责任；
（三）是否应由本级、本部门管辖等。
第七条 拟定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主办单位写出立案报告，填写《立案审批表》，报送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立案。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立案：
（一）不属于本单位管辖或分工范围的；
（二）没有违法事实，或者违法情节轻微，不须追究法律责任的。
第九条 确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根据案件所涉及的范围及难易程度，组成调查组（或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组由三人以上单数组成，实行集体办案，领导负责的工作制度。
在实施调查前，调查组应制定调查方案，报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调查统计违法案件，首先应找知情人或被调查人所在单位了解案发情况及有关线索，也可直接听取当事人意见；对严重违反统计法规的当事人，必要时建议有关部门令其停职检查。
第十一条 调查统计违法案件，必须取得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等。
调查取证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调查人员在调查时必须持有政府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统计检查员应出示《统计检查证》。
调查取证过程中，调查人员应注意做好调查笔录。
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可以使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与本案有关部门提供的证据。
调取证据时，调查人员对证人提供的情况不得当面肯定或否定。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必须保密。
搜集物证要取得原物。不能取得原物的，应拍照、影印或复制，同时注明出处和原物保存单位。
收集证言时，要事先了解证人与被调查人的利害关系、证人对案情的了解程度等。取证时，要向出证人讲明出证要求和出证责任。出证人要求部分或全部更改证言时，应当允许，但同时要写明更改原因，不退还原证。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调查组有权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分析、鉴定和判断，作出鉴定结论。鉴定人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名、盖章。有关统计专业问题的鉴定，应由具有统计师以上职称的自然人担任。
第十二条 任何人不得涂改或毁弃证据材料。故意出具伪证或毁弃证据材料的，查处机关应建议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调取证据必须做到充分、客观，经查证属实方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不足的应予补充调查。
第十四条 调查组应将认定的事实同被调查人见面，认真听取被调查人的申辩，然后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立案依据；
（二）违法事实；
（三）案件性质；
（四）有关人员责任；
（五）被调查者态度；
（六）处理意见；
（七）调查组成员和报告时间等。
第十五条 主管领导应及时召开有调查组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对调查材料进行讨论。案件性质和处理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提出，不同意见应记录在案。
主管领导与多数同志意见不一致时，应提交局长办公会议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
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填写《统计违法案件处理意见审批表》，报主管领导审批，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用于定案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在审议中如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手续不全的，应责成调查组补充调查。
第十七条 统计违法案件，经调查确认违反统计法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较重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查处机构依法处理：
（一）需给予行政处分的，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应提出处理意见，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连同案件材料（副本）交由主管部门处理。属于国家监察对象的，可同时移送同级监察机关处理。
有关部门应在接到《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根据《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提出的处理意见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之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的统计部门。对处理意见有异议的，应在此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
统计部门有权查询或建议有关部门督促执行。
（二）依照地方统计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罚通知书》。当事人拒绝执行的，统计部门可申请有关部门协助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统计违法案件，经调查确认违反统计法规证据不足或虽有违法事实但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写明情况，予以销案。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所受行政处罚不服，应向做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可按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统计法规检查机构签发的处理意见或处罚决定，应由被送达当事人或单位在《送达证》上签名盖章，并注明签收日期。
如当事人不在或拒绝签收，可由单位领导代为签收，或在其他有关人员见证下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并注明拒收原因。
第二十条 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对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在处理决定得到完全执行后，应写出结案报告，报经主管领导同意，予以结案。同时，要报上一级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实行谁办案谁立卷的原则，办案人员及所在部门应将办案过程中所形成的材料，按照“材料齐全，排列有序，装订整齐，便于查阅”的原则进行立卷归档。
调查组整理的案卷，必须具备下列材料原件：
（一）立案审批表；
（二）调查报告及有关证据；
（三）被调查单位领导的意见；
（四）被调查人的检查材料及其对核查事实的意见；
（五）审查结论及处理决定；
（六）结案报告及其他与本案有关的重要材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