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市人民政府令第44号　　


　　《南宁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2月24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

南宁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廉租住房制度，保障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建成区范围内廉租住房的管理。

　　第三条 南宁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廉租住房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城镇廉租住房申请的受理工作。
　　城区人民政府负责城镇廉租住房申请的核查等具体工作。
　　市财政、民政、建设、国土资源、税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本市城镇廉租住房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镇廉租住房保障方式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
　　本办法所称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本办法所称实物配租，是指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本办法所称租金核减，是指产权单位按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给予租金减免。

　　第五条 申请租赁住房补贴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连续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6个月以上；
　　（二）家庭成员拥有私有住房和承租公有住房的使用面积合并计算人均低于或等于7平方米；
　　（三）家庭成员均具有本市市区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至少有1人取得本市市区常住户口满3年，其他成员户口迁入须满1年；
　　（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孤老、孤残、孤病、革命伤残军人、烈属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申请实物配租。
　　符合第一款（一）、（三）、（四）项条件，现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租金核减。
　　市人民政府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住房状况对城镇廉租住房申请条件适时进行调整。

　　第六条 建立南宁市城镇廉租住房资金，其来源实行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种渠道筹措的原则，主要包括：
　　（一）市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按规定提取的城市廉租住房补充资金；
　　（三）社会捐赠的资金；
　　（四）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七条 城镇廉租住房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的发放、廉租住房的购建、维修和物业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本市城镇廉租住房资金管理办法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主要包括：
　　（一）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
　　（二）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三）社会捐赠的住房；
　　（四）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公有住房；
　　（五）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九条 廉租住房建设计划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与改革、财政等行政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新建的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
　　各有关部门应当在建设廉租住房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按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给予优惠。

　　第十条 城镇廉租住房按照下列建筑面积标准建设：一房或一房一厅为40平方米以下；二房一厅为55平方米以下。
　　新建廉租住房为普通装修，水电、厨房和卫生间配套。
　
　　第十一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实行保障型物业管理。

　　第十二条 城镇廉租住房的保障面积标准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0平方米。
　　市人民政府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住房状况，按照不超过上一年度本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60%的标准对保障面积标准定期进行调整。

　　第十三条 城镇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按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标准执行。
　　单位面积租赁住房补贴标准按照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差额计算。
　　单位面积租金核减标准按照租住公有住房实际租金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差额计算。

　　第十四条 申请廉租住房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由户主提出申请。户主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合法的监护人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申请廉租住房应当填写《城镇居民廉租住房申请表》后，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证明；
　　（二）家庭成员身份证明和户口本；
　　（三）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居住地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现有住房证明；
　　（四）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收到廉租住房申请材料后，应当在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时间从申请人补齐资料的次日起计算；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受理廉租住房申请后，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申请资料报送城区人民政府。
　　
　　第十七条　城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对申请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和住房状况进行核查，签署意见后将全部申请资料移交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核查应当采取查档取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进行。申请家庭及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八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城区人民政府移交的申请资料后，应当会同民政等部门予以审核，并在1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审核决定。
　　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核决定在申请人居住地或工作单位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15日。

　　第十九条 审核决定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廉租住房申请予以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审核决定经公示有异议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10日内予以核实。经核实异议成立的，对其廉租住房申请不予登记。对不予登记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已登记的申请租赁住房补贴或者实物配租的家庭，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登记先后顺序排队轮候。经民政等部门认定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优抚对象、重度残疾和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等困难家庭可优先予以解决。
　　轮候期间，申请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经审核后，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变更情况进行登记，不再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取消登记。

　　第二十一条 已准予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可以根据居住需要选择承租适当的住房，并将房屋租赁合同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实际补贴面积和补贴标准将租赁住房补贴通过城区人民政府支付给房屋出租人，用于冲减房屋租金。
　　实际补贴面积按住房保障面积扣除家庭拥有私有住房和承租公有住房的使用面积计算。

　　第二十二条 已准予实物配租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当与产权单位签订为期1年的廉租住房租赁合同，明确廉租住房情况、租金标准、腾退住房方式及违约责任。
　　确定实物配租的家庭无正当理由3个月内拒绝接受廉租住房安排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实物配租资格，可视情况采取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方式予以保障。

　　第二十三条 已准予租金核减的家庭，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租金核减认定证明，到房屋产权单位办理租金核减手续。
　　租金核减的面积按照租住公有住房的面积计算，但不超过城镇廉租住房的保障面积标准。

　　第二十四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应当按年度向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年度会同民政等相关部门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收入、人口及住房等状况进行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资格、方式、额度进行调整。

　　第二十五条 享受实物配租的家庭不再具备实物配租条件的，应当在接到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退出廉租住房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腾退住房。不能按时腾退的，从次月起按市场租金标准收取房租；12个月内拒不腾退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腾退。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状况，骗取廉租住房保障资格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取消保障资格，责令限期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或者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住房标准租金的差额或者补交核减的租金。逾期不退还或补交的，可视情节轻重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收回其承租的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租赁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
　　（一）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二）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超出7平方米的；
　　（三）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四）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五）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第二十八条 廉租住房申请人对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核结果、轮候结果、配租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或者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十九条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它利益，或者对已批准的廉租住房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下包含本数。

　　第三十一条 市辖县的廉租住房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5月1 日起施行。2002年1月21日发布的《南宁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7号）同时废止。




过时的证据种类——当事人陈述

曹柯

当事人陈述能否成为证据种类以及作为证据对于裁判的影响力，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息息相关。随着历史时期的变革，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断变化，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价值也不断改变。到了今天，伴随着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将当事人陈述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已经与司法改革的方向相悖，并且也给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各项改革措施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以及现实状况出发，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合理性重新进行审视。
一、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现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已成定局，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证据制度也由强调追求客观真实向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取向转变，特别是证据规则的创建也已提上了立法日程。在这种背景下，对当事人陈述这种传统的证据种类还局限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前的理论基础，完全忽视了当事人陈述因其自身的特征使得将其作为证据种类与现代审判方式格格不入的状况。在审判实践中，因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矛盾以及导致的不当操作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人员乐于以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展开法庭调查，影响了人民法院的裁判形象。
在审判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陈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就习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即以形成一个有发生、发展和结束全过程的完整的案件事实为目标，由审判人员围绕调查目标来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是作为接受询问的客体和事实真相的提供者。除让当事人回答询问外，由于法律的规定，审判人员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所称的“证据”都是指除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种类）。但是，由于其他证据种类不能象当事人在回答询问时所作的陈述那样完整并且有针对性，而且其他证据种类一般也需要当事人加以说明，不如当事人陈述明确，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都乐于以询问当事人来展开法庭调查，以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作为一个法定手续和补充。这样的方式使法庭调查跟随审判人员预先的思路进行，审判人员能够完全控制调查的进度和方向。
然而，这样的法庭调查是以牺牲人民法院裁判形象为代价的。当事人抱怨审判人员在询问时没有给双方当事人同样陈述的机会和相同的询问态度；陈述的内容，甚至陈述的时间都由审判人员决定，当事人不能控制；对当事人陈述的效力，也是通过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来决定，并且经常发生审判人员仅根据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就转移举证责任给对方的情况。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会使当事人感到审判人员已经先入为主，没有站在居中的立场来调查案情，并且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被当作了受调查的对象，其诉讼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无从体现。
（二）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无法正确认定证据。
根据现行的证据制度，当事人陈述是一种证据种类，而当事人的主张则是证明对象，二者在概念上是容易区分的。但是，当当事人接受审判人员询问或自己进行陈述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在形式上往往是混同出现的。由于在形式上不能区分，在内容上不易区分，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一般都没有对当事人陈述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质证、认证，但在判决书中，这种未经质证、认证的当事人陈述却会被列为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而对于当事人基于传闻等违反证据排除性规则的陈述，也因其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出现，审判人员也不会因其不具备证据资格而禁止其陈述。这样的当事人陈述使证据的排除性规则形同虚设，会给审判人员造成不正当的引导和印象。
另外，根据诉讼代理制度，诉讼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这当然就包括了代理当事人提出对事实的主张。另一方面，诉讼代理人因其并非当事人本人，没有亲自经历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以不能代理当事人陈述案件的事实。但由于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经常向诉讼代理人询问案件事实。这时诉讼代理人也只能作出不确定的陈述或直接表示其不知情，从而造成调查中的尴尬。而有的审判人员在代理人陈述不知道的时候，认为是当事人故意隐瞒案情，甚至以将认定其放弃反驳的权利进行威胁，逼迫当事人的代理人给出一个在形式上是明确的但实质上代理人并没有把握的答案。这样的操作使代理人很难正确行使其代理权利，而且实际上也是强制性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出庭作证。
（三） 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导致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情况大量出现。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的主体一般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是作为妨碍民事诉讼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制裁。由于采用强制措施的手续烦琐，审判人员无权当庭作出，使得当事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抱有侥幸心理，有的甚至敢公然作虚假陈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与目前的诉讼模式以及审判方式之间会有如此多的冲突，会导致如此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的产物，是建立在当时诉讼制度乃至法律理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制度环境和理论根基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诉讼模式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最终导致了其不能在现代的诉讼制度中存续下去。下面就从历史的变革以及现代诉讼模式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法制史上，当事人陈述一度是司法审判中传统的证据种类，在我国事实裁判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夏商周时代，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内容。在《周礼 . 秋官 . 小司寇》中就记载了“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强调了裁判者通过当事人回答询问时的外部表情和神态来推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理，审查当事人供词中的矛盾，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形成内心确信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该制度被看作是我国古代司法经验的总结，充分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社会控告式诉讼模式的特征。进入封建时期后，我国司法制度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特征十分明显。这种诉讼模式下，在继承“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即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认为囚犯在受审时亲口供述的犯罪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必须罪从供定，使得被告成为了追究责任的客体、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和供词的提供者。这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集中表现为被告的供述。裁判官吏的询问是审判程序的主线，通过刑讯制度、反坐制度和伪证制度等来确保裁判者的询问得到真实的案情。这种审判方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解放前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先进的证据制度形式，但实践的做法却与立法相去甚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证据制度才抛弃了传统的做法，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立法，严禁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规定了当事人不陈述的不影响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等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证据制度，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恢复了被告与原告之间平衡的诉讼关系，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当事人陈述此时仍被列为主要的民事证据种类之一，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寄期望于亲身经历了有关情况的当事人由于希望得到公正判决而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进行陈述，协助法院迅速查清案情。 在这段历史时期，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在这种证据制度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在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1、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转化。
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只有提供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但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也只是配角，整个审判过程还是由审判人员主宰。在这种审判模式下，当事人陈述主要是作为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甚至是进行裁判的主要依据。
在进入现代审判模式的今天，辩论主义的审判模式下的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处理意见和对事实的主张逐渐占据了审判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调查过程中，法官相应的退居到次要、消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便会出现在程序上或实体操作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导致了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就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
2、证据的概念新的发展。
对于证据的内涵，传统的事实说或根据说都不能适应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逐渐被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目标所代替。在这种背景下，证据就是法院认定案件真实的方法。 作为方法，证据种类就不再局限于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而是一种案件事实来源的渠道。同一类证据因来源于同一渠道，在同一标准下就只能归属于某一特定的项类，与其他项类之间不得交叉或包含。同时，作为一项特定的证据项类在概括功能上也就必须穷尽所有的证据形式。
传统的证据制度由于将证据种类定义为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 因而把当事人陈述与另一种证据种类证人证言按照调查对象有形物的不同区分为了两种证据种类并作了不同的要求。从现代证据制度对证据种类的新定义来看，作为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是通过知情人的陈述来证明案情的方法，应属于同一项类。传统证据制度所作的区分既是一种立法上的浪费，也不符合证据分类的要求，并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当事人以及证人如实的作证。
3、当事人自认的独立价值。
在传统的证据理论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认为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或对承认对方主张的陈述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当事人陈述中的自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现代的证据制度理论已经倾向于将当事人的自认作为一种排除争议点的方法或一种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方法，而非证据本身。 当事人的自认已经从当事人陈述的外延中脱离了出来，使得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理由显得更加乏力。
从历史的变革和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在奴隶制的控告式诉讼模式下诞生，在封建制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中达到鼎盛，在新中国初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得到重新构建。而到了现代的诉讼模式中，证据概念的变化使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形式混同于证人证言；当事人地位的变化使其举示方式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难以区分，而且可能重现裁判者强迫当事人招供的情形；自认从当事人陈述中的脱离也使当事人陈述失去了作为证据种类的主要意义；而针对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传统理由来看，当事人因直接牵涉案件的处理结果，其陈述虚假的可能性更大，况且记忆力和判断力对其陈述准确性的影响也不亚于其他知情者；最后从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来看，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的独立价值实际上也是抱了最大限度进行限制的态度。这一切最终都说明随着现代诉讼模式的建立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当事人陈述已经不适应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趋势，并且必将丧失其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价值。
三、现有制度下的弥补办法
由于在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下要将当事人陈述从证据种类中剔除出去显然于法无据，为了尽量弥补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应强调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竭力维护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形象的责任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又要利用司法裁判权在合法的前提下设置一些可以解决矛盾的诉讼程序，并且对当事人在审判中的不当行为要坚决予以制裁。针对前面列举的因把当事人陈述纳为证据种类所导致的问题，下面简单罗列了一些弥补的方法。
（一）加快转化审判观念。
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有着制度上的缺陷，但因其所产生的问题也不乏审判观念陈旧，公正裁判意识薄弱的原因。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无论从指导原则到具体规定，都有很好的基础，审判观念的改变也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要求。但在某些法院，传统的审判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要求中凡是加大工作量或影响既得利益的方面往往得不到落实。审判人员通过询问当事人来展开调查的方式就显然与新的审判方式背道而驰，审判人员抱着这种老旧的审判观念不放与这些法院过于强调审判效率而忽视审判公正不无关系。其实，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大削弱了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就是要敦促审判人员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到其他证据种类上去；而正在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着重强调对证据的分析和认定，也是要扭转落后的调查方式。所以，改变法庭调查的陈旧方式在制度上已有了充分的依据，关键就在于如何尽快转化审判观念，促使审判人员切实的把审判公正放在第一位。笔者认为，通过二审法院进行监督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对于违反程序公正或蔑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相成之上而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二）灵活设置审判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有效的审理案件，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不少法院都在试点一些新的审判程序，一些成功的经验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了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了解决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当事人除了陈述起诉状的内容以外不得陈述对任何事实的主张，更不能发表对法律适用或案件处理的意见，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都应作为证据在证据交换程序中向法庭提出；而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体现，对于当事人要将所陈述的事实作为证据的，应由该当事人说明其没有按照限期举证的要求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进行陈述的原因，并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当然，这种操作现在缺乏证据失效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后盾，但对于没有合法原因不按期举证的可以作为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加以制裁。
（三）坚决执行制裁措施。
法院的权威除了公正的裁判形象以外，还体现在对无视法院和法律庄严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的神圣职责就在于通过合法真实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作伪证都是对审判人员、人民法院乃至我国法律的亵渎和挑衅。尽管现行法律对审判人员制裁伪证行为有很多束缚，但我国的法律也是决不允许当事人欺骗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内部应把强制制裁的实权下放到合议庭，把院长审批淡化到一种手续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人民法院的形象，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
四、对制度重构的展望
上面提到现行制度下的弥补方法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真正要解决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问题还是要对证据种类进行重新划分。当事人陈述不适宜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可以将其纳入证人证言的范畴（根据现行法律对证人的定义，并没有将当事人排除在外），适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当然，由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有着不同于证人的诉讼地位，还应为当事人出庭作证设立一些有别于证人作证的程序，如当事人不必在庭审期间回避，但未经法庭允许其所作陈述不得作为证据，当事人也可以传唤对方当事人作为证人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等。总之，通过重新构建当事人陈述制度，将当事人的证人身份与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身份区别开，既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又不妨碍当事人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最终满足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需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