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


本溪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

第150号


《本溪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业经2010年6月30日本溪市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王世伟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本溪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土地储备管理，调控土地市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储备及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土地储备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收购、置换以及对集体土地征收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土地的行为。
第四条土地储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确保政府对建设用地集中统一供应的原则。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设立土地储备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土地储备工作，制定全市土地储备政策、批准建设用地中长期规划和年度供应计划；发布拟储备地块规划控制管理通告；负责重大项目土地收购、供应等事项的决策、监督和管理；审定土地储备计划以及所涉及的收购、搬迁补偿费用和储备土地出让价格；管理和使用土地储备资金。
第六条建立土地储备管理责任制，实行部门责任分工、相互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制度。土地储备管理的相关部门依法承担以下工作责任：
（一）市城乡规划建设部门及其所属搬迁管理机构：
1．依据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负责编制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中长期规划；
2．在每年10月1日前编制下一年度用地计划、用地性质和规划条件，报市土地储备委员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3．市搬迁管理机构负责对国有土地拟储备地块进行实物量调查；
4．市搬迁管理机构负责测算搬迁成本；
5．负责组织区人民政府搬迁服务机构实施搬迁，并对搬迁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二）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所属市土地储备管理机构：
1．负责集体土地拟储备地块实物量调查；
2．测算征地动迁安置成本和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3．负责集体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报批工作；
4．组织区人民政府实施搬迁和对搬迁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5．组织区人民政府对储备地块进行前期开发整理；
6．对搬迁后的地块实施土地储备以及土地上市交易，并根据需要负责以储备土地为抵押，向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三）市财政部门负责土地储备资金的筹集、调度、管理和监督，并对拟储备地块搬迁实物量调查结果实施核查。
（四）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编制和向市规划建设部门报送国有企业土地资产出让计划。
（五）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和向市规划建设部门报送全市危险房屋改造计划。
（六）市综合执法部门：
1．按照市土地储备委员会对拟储备地块规划控制要求，实施日常监督检查，发现违法建筑行为及时制止、依法处理和通知相关主管部门；
2．违反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建设管理规定的建设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3．对违法建筑实施拆除；
4．按照市人民政府决定依法实施房屋拆除。
（七）市监察部门负责对土地储备管理责任执行情况进行行政监察，受理举报和投诉，并对违反行政纪律规定的责任人依法处理。
发展改革、经信、审计、公安、法制、信访、中国人民银行本溪市中心支行、城投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的行政职能分工，各负其责，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土地储备相关工作。
第七条区人民政府成立搬迁服务机构，按照市土地储备委员会下达的土地储备计划对辖区范围内拟储备地块配合主管部门进行实物量调查，并按照市土地储备委员会要求依法组织实施搬迁和对搬迁后的地块实施前期开发整理。
第八条下列土地可以纳入土地储备范围：
（一）应当无偿收回的土地：
1．用地单位已经撤销的；
2．土地出让期满，土地使用者没有依法申请续期的或续期未被批准的；
3．依法没收的土地；
4．公路、铁路、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5．未确定土地使用权人的国有建设用地；
6．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
7．其它应当无偿收回的土地。
（二）依法有偿收回、收购或置换的国有土地：
1．土地使用者违反出让合同规定，被依法解除出让合同的；
2．政府实施优先购买权购买的土地；
3．因单位搬迁、改制、破产、产业结构调整或者其他原因调整出的国有土地；
4．填埋、撤坡、滩涂围垦整理出的国有土地；
5．由于政府原因致使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无法履行，受让人提出解除出让合同的土地；
6．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无力继续开发且不具备转让条件的土地；
7．因实施城市规划和城市旧区改造需动迁整理的土地；
8．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后撤村、撤村民小组剩余的土地；
9．其它应当有偿收购的土地。
（三）依法征收的集体土地：
1．列入征收计划的集体土地；
2．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
3．其它可依法征收的集体土地。
第九条土地储备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国有土地储备：
1．由市人民政府下达储备土地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明确拟储备土地的位置、面积、办理安置补偿事宜的期限、地点等事项；
2．由市房屋搬迁管理机构组织区搬迁服务机构对拟储备的土地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土地储备资金使用计划，经市财政部门核查，报市土地储备委员会批准后，由市财政部门筹集资金按照土地储备资金使用计划拨付；
3.由市房屋搬迁管理机构组织区搬迁服务机构与原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依法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依法组织实施搬迁；
4.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注销后，区搬迁服务机构负责地上建（构）筑物及其它附着物的拆除和清理工作，由市土地储备管理机构验收后，市财政部门与区人民政府进行费用结算，储备的土地纳入土地储备库。
（二）集体土地储备：
1．由国土资源部门组织区人民政府按照征收集体土地规定的程序实施集体土地征收工作；
2．负责组织区搬迁服务机构对拟储备地块进行实物量调查，测算征收集体土地所需费用，提出土地储备资金使用计划，经市财政部门核查后，报市土地储备委员会批准；
3．组织区搬迁服务机构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以及其他土地使用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实施搬迁；
4．负责土地储备验收，进行费用结算，储备的土地纳入土地储备库。
第十条土地储备资金来源：
1．由市财政拨款；
2．由担保机构担保，以储备机构为融资主体，进行融资；
3．以储备的土地抵押，进行融资；
4．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借贷资金；
5．市土地储备管理机构运营后的增值资金，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部分或全部充实土地储备资本金。
第十一条土地储备资金主要用于下列支出：
1．土地收回、收购、置换及前期工作支出；
2．征收集体土地及前期工作支出；
3．储备土地供应前的整理支出；
4．储备土地的经营、开发利用支出；
5．贷款利息支出；
6．其它有关储备土地的费用支出。
第十二条市土地储备管理机构对储备的土地可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开发立项、建设用地规划条件设计。
第十三条在土地储备期间，市土地储备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将储备的土地出租、抵押或临时经营利用。储备土地的临时利用不得影响市容环境，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其它附着物。
第十四条市土地储备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储备土地按照供地要求进行前期开发。
第十五条储备地块按照市土地储备委员会审定的出让价格依法进行挂牌、招标和拍卖。土地出让后的收益全额上缴市财政，经市土地储备委员会批准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到市、区财政，作为土地储备资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储备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人应当向土地储备管理机构支付土地储备、整理、管理等成本费用。
第十六条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对农村集体土地拟储备地块进行实物量调查；市规划建设部门负责对国有土地拟储备地块进行实物量调查。
市财政部门会同监察、审计部门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实物量调查结果进行核查，核查比例不得少于30%。
实物量调查结果与核查结果差额比例在±2%以内的，按照核查结果总额2‰对实物量调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予以奖励；实物量调查结果与核查结果差额比例在±5%以上的，由监察部门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责任，并对核查部门按照差额部分50%的比例予以奖励。
第十七条实物量调查结果和核查结果应当在储备区域内公示7日以上，接受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实物量核查结果进行举报，经审计机关审计，核查结果与审计结果差额比例超过±2%的，对举报人予以适当奖励；核查评估机构按照委托协议，以差额部分5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在土地储备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部门根据情节给予下列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或者弄虚作假制造、办理和发放权属证明等各种证照、证明，给予记大过处分；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二）参与私建滥建或者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及他人谋取私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三）组织或者参加聚众闹事，干扰和阻碍征地搬迁工作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四）不依法履行职责、贻误工作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土地储备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五）违反规定委托或者指定评估、搬迁、拆除等单位承担搬迁工作或者非法干预其业务，或者对其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等未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损害搬迁当事人利益的，给予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六）实物量调查结果大于核查结果的比例超过5%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十九条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环境犯罪构成若干问题研究

李英伟


中文摘要：环境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新型犯罪，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有关环境方面刑法保护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本文试从环境犯罪构成中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主观方面是否应设立无过失责任以及因果关系认定原则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国家在国际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 无过失责任 因果关系认定原则

一 国家能否成为环境犯罪主体呢？
在国内法中，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犯罪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一个主体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法官。法律为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所制定，国家（通过公检法机关）负有对犯罪进行追诉、惩罚和保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国家行为即使构成了某些罪行，也享有豁免权而不受追究。如果对国家处以罚金，实质上是国家金钱在其口袋里的自我转移，毫无意义。
国家是国际法上主体，那么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呢？传统的国家法理论否认其作为任何犯罪主体的地位，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做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责。其理由是：国家代表一国至高无上的主权，承认国家可成为犯罪主体不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司法独立，而按照国际法及判例，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偿、道歉、限制主权、终止不法行为等，实质上属于民事损害赔偿范畴，不属于刑事责任范畴，因此，国家可以承担国际上的不法或违约行为的民事责任，但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一书中，也认为国家不是刑事犯罪主体，国家对侵略战争负责任，只是政治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根据犯罪主体和刑罚主体相一致的原则，不承认国家犯罪主体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跨国境犯罪的日益增多，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已成为某些国家罪行的主体。一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制裁，证明了国家应负国际刑责，对它所发动的战争罪行负责，虽然，这一责任的具体承受者是有关个人。1 主要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和战争指挥人员，使得传统国际法理论受到了事实有力挑战。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他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指出国际犯罪主体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他把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同时指出国家承担国际刑责的行为主要有：1）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权威人士实施的任何犯罪，不管其行为按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对此负刑事责任。2）如果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即这些人按该国国内法有权做出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议或拥有该国机关代表的地位或该国家的手段，由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3）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构成犯罪。根据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以致整个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其中的第19条第3款规定，能引起国家刑责的国际罪行可能产生于：1）严重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如侵略行为。2）严重侵犯民族自决权，如建立或以武力维持殖民统治。3）大规模侵犯人权，如种族灭绝隔离。4)大规模破坏环境。在这里第4点就提到了国际环境犯罪问题。从以上分析和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环境犯罪中，国家成为其主体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一定的案例表明也是可能的。
有关国家在国际环境案件中可成为主体的著名判例是1941年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案”。该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家冶炼厂排放含有二氧化硫的浓烟，给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财产造成损害。仲裁庭在裁决中称，没有一个国家在使用其领土或允许他人使用其领土时，有权以施放烟雾的方式对另一国家领土或其中的财产或人员造成损害。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个人行为而造成损失。因此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负责。本案中确立了国家在国家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国家应以何种形式承担违背国际义务的犯罪之刑事责任，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取得一致见解。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提出两种国家刑责承担方式，包括征收相应的罚金和命令一个国家停止或终止违反国际刑法的活动或发布相同性质的禁令纠正先前的国际不法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国家公认的刑事责任方式，尚在探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有罚金、限制主权、终止不法侵害等。由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整体的特殊性，所以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责的方式与民事责任方式有一定的竞合性。
关于国家在成立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家的责任方式不应仅限于民事责任，某些国际违法行为由于它的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蔑视而被列为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其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就应负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国家作为主权实体，其在作为主体承担刑责时的特殊性、复杂性、可行性，而不能只看到它的可能性。刑法最高体现和价值追求在于它的阶级性，它总是以维护本国特定的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包括：本国内司法机关刑事管辖权的独立性，国家在国内犯罪的豁免性及国家在国际上行为不受他国或组织审判等。我们提倡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它违背了国际法上的国际义务，但国际法上的强制力与国内法上的强制力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王铁崖先生指出：国际法效力根据在于国家本身，即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国家之间的协议。条约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际习惯的拘束效力在于它既是各国重复的类似行为，而且是被各国所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使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也是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2 可见国家意志即它的承认或认可，是其拘束力的来源。通过签订或参加条约决议，让渡部分自己的刑事管辖权或约定将某些行为的审判交由他国或中立的第三方行使。具体到国际环境犯罪中来，有关规定本类罪行的决议多为草案，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是一些正式条约，在未经主权国家承认前，也不能施加于该国，况且它的强制力不能像一国国内法那样有国家暴力机构作为最终的保障手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做出如下结论：在国际环境犯罪中，国家在理论上可成为其犯罪主体。虽然在司法实践上也有过一定的判例，但都是在特定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的，在目前并不具有普遍的司法实践意义。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这行将是大势所趋。
重性。

二 环境犯罪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 还是无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它首先在民事案件责任认定中所采用，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无过错责任是否应在环境犯罪归责中所采用，则意见不一。世界上一些国家目前在环境犯罪行为中已采取了无过失责任。如英国1956年《空气清洁法》规定，造成烟囱冒浓烟的，应负刑事责任，而不论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行；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严格责任在英美刑事法中出现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日本修改后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责；法国在其《农业法》第434条有关水污染的犯罪规定中，就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失构成犯罪的立法例，对此，法国行政机关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客观上的污染事实，就应构成刑法上处罚对象，但法国立法界则认为犯罪行为构成虽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和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因此，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 泰国的《提高和保护环境质量法》中规定，如果污染物造成了人的死亡，身体、公私财产的损害，无论排污者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都应承担责任。国外严格责任的著名判例有英国法院审理的“赖兰诉弗莱彻案”，（本案案情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以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在此案中，法院采取了严格责任，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识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主张以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避刑事责任。
在国内，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无过失责任制度。4 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我国对犯罪包括环境犯罪的认定仍采取罪过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并未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用无罪过原则，其根据有：首先，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巨大，与人民生存发展利益息息相关，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确立该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有利于更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遏制犯罪。由于在环境犯罪的许多行为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性，而对行为人主观形态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易使行为人主张自己无过错而逃避法律制裁。其次，督促、提醒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过程中对自己行为给予更多注意，因为无过失责任只要求产生危害结果，而不考虑主观认识，这样对于主体行为要求更加严厉，以减少环境破坏行为。最后，能够提高司法经济效能，使司法机关对环境案件的认定和审理更加快捷，减轻其压力。同时另有学者主张将无过失形态限定于对内水的污染犯罪行为或一些特殊危险行业的污染行为。理由是内水与海洋，大气等其他环境因素相比，其自身净化能力较小，易被污染且与人类生活更为直接密切相关；而危险行业环境破坏行为的危害性较之其他行业更大，为及时防治和有效惩治，应对这些行为设定无过失责任。5
但是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不应在环境犯罪中规定无过失责任，理由如下：其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在总则部分以法条形式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使之成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对任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并未确认无过失责任，我国犯罪认定以主观故意和过失为必要条件，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可预见原因引起，不是犯罪。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6 故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一部分，确立本制度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其二，无过失的主观形态。在环境犯罪中多存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中，可以举如下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该地区所有企业共同排污后果的，而且它是没有义务注意此共同排污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行为，就单个企业而言，它的排污指标、参数等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测算和行政许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适用无过失责任，单纯追究企业责任似乎过于严厉和有失公平。其三，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做出决策，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而无需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7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国情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当前我国在环境犯罪中还不适宜规定无过失责任，也可以说条件和基础都不具备。笔者认为：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走向进一步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法得以更好的实现其目的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刑法价值追求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制定违宪或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刑事法律，我国刑法在定罪中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反对客观归罪和结果责任。既然刑法把主观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环境刑法领域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制度可能有利于更好的惩治环境犯罪，有其积极作用一面，但如果以违背整个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代价，使刑法的基石发生动摇，那么其危害性则远大于有利性，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得不偿失。其次，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打乱。再次，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领域规定无过失责任，固然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但我们不应忽视其消极影响，因对环境犯罪规定无过失责任而导致“超犯罪化”倾向已引起学者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马克*科恩指出：美国环境犯罪的超犯罪化不仅使刑法本身琐碎化，还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抑制，因为刑罚的严厉性往往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免受到犯罪指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规定无过失刑事责任的国家，其立法、司法模式乃至国情与我国都有颇多不同，在规定无过失责任的同时，又有许多限制措施。如英国有“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英国在1968年《贸易种类法》种就规定了无过失辩护理由，即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触犯该法的犯罪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件或它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他曾做出了适当的努力来避免发生该项犯罪，就可以免责。“第三者辩护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且需要证明该违法事实是由于第三者行为或过失引起的。在美国，法院对无过失责任的限制则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些限制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减少由于对有过错的人和无过错的人都同样处以刑罚而导致的不公正。但我国并未规定相应的权利保障和限制适用机制，因此，目前环境犯罪中不宜规定无过失责任。

三 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则
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8 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如日本的水俣病，1955年前就发生了让人费解的奇怪病状，7年后有人怀疑是有机汞中毒所致，但直到1968年，政府才最终查明确是有机汞中毒的后果。可见在环境犯罪案件中，查明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而刑法中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也是一个争议十分大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观点，较为流行的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原因说等。对于一般刑事犯罪而言，包括相当因果关系在内的这些传统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基本上能胜任其职，发挥作用，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传统意义上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严峻挑战，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具体体现在：其一，行为方式的差异，环境犯罪行为具有长期的积累性，不能从中截取一部分。其二，是前面提到的危害后果发生的多链性，经过多种环节外来因素的渗入，使后果呈现多效果性。其三，由因至果的认定需大量复杂严密的环节证据才能做到，实际往往很难做到，如认定某一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按传统理论，就要证明有下列因果关系链条的存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特定的有毒物质产生—该有毒物质排入环境—通过空气、水、土壤使毒性扩散—到达被害人身体或财产—危害后果发生，除了要证明这种全方位的链条外，对链条的某一环节还要进行细节性证明，如证明污染物使人畜致病、致死的机理等，显然，这难于或甚至无法做到。9
鉴于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难以有效的解决环境犯罪，一些新型因果关系理论正逐步兴起和发展，许多在民事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原则被引进到刑法中来。主要有：
1）疫学因果关系说。疫学是医学上研究大量流行疫病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因果关系，探求防治对策和规律的科学，从医学领域看，通过疫学所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如某种原因的有害物质同疾病的关系，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在没有A物质就不会产生B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情况下，即可断定A与B有因果关系。构成疫学上因果关系有四个条件：一是该因素在发病一定期间之前曾发生作用；二是该因素作用提高与发病率上升之间有关系；三是该因素减轻与发病率下降之间有关系；四是该因素足以发生该疫病结论可以被生物学合理说明。10 如果某种污染物与某种疾病有疫学上因果关系，就足以认定两者有刑法上因果关系。该原则已为1968年富士地方裁判所在审理“富山骨痛案”中运用。该案中因果关系的判定对刑事因果关系理论的创新有着不可低估的模范作用，案件争议中心问题是富山骨痛病原因是否与被告公司排放的镉存在因果关系，一审裁决中主要运用了疫学因果关系，证明骨痛病主要原因确系慢性镉中毒所致。具体依据有：①此污染物的排放地区有该病发生。②此污染物排放越多，发病人数亦越多。③此污染物少的地方，骨痛患者也少。④此结论与医学和实验的结果不矛盾。并在裁决中指出，从骨痛病理上说，在主要方面是可以证明的，虽然不能否认还存在需要今后进一步查明和研究的课题。该案居于日本四大公害案件首位，尽管是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并裁决的，但从性质上看，应属于刑事案件。11 在随后1970年国会立法《公害罪法》中规定了类似因果关系的条款。该说不足之处是只适用环境侵害导致疾病范围，不适用所有环境犯罪。
2）间接反证说。该说是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一种理论学说。将它运用到环境犯罪案件中的规则是：只要弄清如果不是某种污染物排放作用于人体，也就不会有某种疾病或症状发生的事实，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只是部分关联事实，但其余大部分或主要事实被推定为存在，并由加害企业来反证其不存在，如果企业不能反证事实不存在，即可认定具有因果关系。日本新舄水俣病案件运用了这一学说。该案争议焦点，不是汞与水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汞的来源是否为被告排放所致。原告主张系工厂排放废液所致，被告则全面否认。新舄地方裁判所认为，没有必要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上去一一证明：①有机汞是以什么样方法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混到废液中去，②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污染了鱼类等，而是根据情节证据推定被告昭和电器公司就是污染源，如果被告拿不出足以推翻这种推定的反证来，那么就可判定具有因果关系。本案适用因果关系间接反证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受害者所患疾病特征及其原因物质；②原因物质到达受害者身上的途径（污染途径）；③加害企业对原因物质的排放情况（产生、排放装置及生成和排放量）。关于第一点，已有科学的证明（这里的科学性指临床、病理、动物实验的研究后果）；关于第二点，根据积累的情节证据与有关科学的关系已做出无矛盾说明；关于第三点，被告不能反证其工厂不是污染源。因此，可在事实上推定被告即是污染源，因而本案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该案不仅在民事制裁且在刑事制裁上也可断定工厂就是犯人。
3）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前两种学说的综合运用，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种情况。环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的异常复杂性、难断性使刑事诉讼不能正常发挥有效惩治功能，加上举证责任的倒置，人们开始朝着一定条件下“有罪推定”方向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日本在《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中明文规定了推定原则。该法第5条指出，如果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导致公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区域内正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日本1973年审理熊本水俣病运用了该原则，并追究了造成该病的氮气公司领导人的刑事责任，在刑事判决中称：本案是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公害犯罪，必须追究企业领导人法律责任，认定两被告犯过失致死罪，并予以判刑。
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应该尽快确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借鉴上文提到的一些规则合理内核，这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有：首先，上文已提到，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而大部分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污染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共同完成，即先有环境污染行为，然后是污染物同周围环境进行作用的过程，在此期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这不仅给确定危害结果带来困难，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也容易发生偏差；其次，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样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使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且费时费力；最后，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十分有效。它不仅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但是我们认为，在环境犯罪乃至刑法上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必须要给予适当限制。因为该原则有其弊端的一面，推定在其本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但由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无限性和极端复杂性，因此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笔者认为，这些限制包括：一是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不是对所有的环境犯罪案件都要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一类的犯罪时，仍应按严格的因果关系来证明，而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二是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其它证据加以证明，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表现有：1）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2）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3）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


主要参考书目：
付立忠：《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主要参考论文：
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载 《河北法学》1996年第1期。
曹子丹、颜九红：《关于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付立忠：《环境犯罪新论》，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作者：李英伟
联系方式：lyw321@eyou.com


1 黄惠康著：《国家法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62-63页。
2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5月版 第9页。
3 柯泽东著：《环境刑法之理论与实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18卷第2期。
4 杨春洗等：《中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载《法学家》1994年第6期第8页。
5 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