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

曹诗权

当今中国，各部门法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而婚姻家庭法学却似乎一片沉静，步入低谷，表现出明显的幼稚和落后。究其原因，研究方法的单调、陈旧和僵化则为归咎至此的要害。长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只是囿于单一的法律规范注释评介以及对一定社会现象进行平面重复分析总结的归纳演绎。这是法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但不是惟一模式。婚姻家庭法学长期固步于此，形成封闭、偏狭、呆板的研究惰性，致使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即难再有新的进步。因此，要改变现状，走出低谷，婚姻家庭法学必须迎纳新兴科学理论和方法，突破平面僵化、孤立单调的陈旧模式，拔高和演化理论基点，开阔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而另一方面，现代科学为适应社会需要和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传统学科基础上不断分离、综合，横断性、边缘性、综合性学科和方法相继兴起，并展示出强劲的活力和有效的社会应用价值；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的分界线，相互渗透、借鉴和引用，并孕育出新的理论方法。这是科学发展中的竞争与融合，是婚姻家庭法学摆脱困境的科学契机和不可逃避的现实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更新研究方法，婚姻家庭法学理当作出如下方法论选择。
一、运用系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拓展婚姻家庭法学理论的宏观视野，拔高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点

早在数年之前，系统论方法已被引入法学研究中，并取得良好的理论成效和法律控制的实践效益，但婚姻家庭法学未能适时把握，表现出迟到的缺憾。所以当今日该方法在其他法学部门已不足为新之时，婚姻家庭法学不得不进行补课；而且就婚姻家庭法学的本身特点来看，这一方法更具独到的价值和意义。

每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这种分散化的系统在社会中全面辐射、铺开、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它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分系统，以社会整体系统为背景和存在条件，并和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系统交互作用和影响。因此，婚姻家庭绝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从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婚姻家庭。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服从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受控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婚姻家庭的性质、形式、内容、功能、发展、变迁，在根本上归决于社会各系统的力量和作用。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给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强化新的功能，更换新的观念。同时，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分系统，也是能动的、积极的，时刻对社会各系统给予强大的反作用。

据此，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将婚姻家庭作为孤立的现象，而应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投入复杂、变动而宏大的社会系统中，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把握婚姻家庭与社会各能动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作用规律，为婚姻家庭在社会系统中定质、定位、定量，从而为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和法律控制提供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将婚姻家庭置于社会大系统研究，剖析这一社会因子与各个社会分系统之间交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效应及功能耦合与冲突，揭示婚姻家庭发展、变异、演化所依托的社会机制及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并非是仅仅停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将婚姻家庭置于现实社会系统中，对各种作用于婚姻家庭的现实社会力量进行全面透视，确定婚姻家庭在社会走向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方位，把握处于变革，流动中的各种社会机制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引起的正负效应及婚姻家庭的能动反应。这是一个博大精深、游离不定的研究视角，也是婚姻家庭法学突破狭隘思路，跨上新台阶，走向现代科学之林的基本而关键的理论命题。这一研究的价值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简单徘徊于确认和记录具体社会现象的水平上，而应从现象中揭示婚姻家庭与各社会系统间深层联系和作用规律，透过外在的偶然性找出内在的必然性，达到从记载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二是不仅要科学解释、分析社会现实，而且要运用掌握的规律，探索实施社会控制的最佳对策，以期通过对策施控，保证婚姻家庭与各社会因素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功能耦合和正常运行，从而促进和达到社会整体系统的均衡协调。这是婚姻家庭法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价值意义的实质所在。

从社会系统角度对婚姻家庭进行研究，其中心议题是婚姻家庭与社会现代化。但现代化是对社会的一种综合抽象的界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国民素质等社会实体来表现。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应将宏观的理论视角投向以下几个方面：（1）婚姻家庭与自然环境；（2）婚姻家庭与生产力水平；（3）婚姻家庭与商品经济；（4）婚姻家庭与社会文化；（5）婚姻家庭与社会结构；（6）婚姻家庭与社会民主化；（7）婚姻家庭与生活方式；（8）婚姻家庭与人的素质；（9）婚姻家庭与科学技术；（10）婚姻家庭与社会规范；（11）婚姻家庭与社会伦理；（12）婚姻家庭与“一国两制”；（13）婚姻家庭与对外开放。研究这些问题，应注意到它们是构成现代化社会有机整体的能动要素，共存于现实社会中，互相制约，互相渗透，没有绝对的分界；婚姻家庭交织在它们共同作用的网络中，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婚姻家庭法学只有首先对这些宏观论题予以研究和解决，才能将本学科根植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市场经济、实现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现代化坐标系上，为婚姻家庭法学在新的时代走出困境，全面引导和控制婚姻家庭变革作出定向选择。
二、深入微观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婚姻家庭的内在机制，构建婚姻家庭法学的微观理论模式，为法律控制确立本位选择方向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要求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调和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一种范式，引导或强制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其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超越范式，则应遭受惩罚。这个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表现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重心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个体利益为确认和保护重心的个体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合为一体，协调兼顾。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价值选择的双重性：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的追求与满足，保障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两方面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确认和保护的本位主体有两个，一是社会，二是个人。从而，婚姻家庭法学在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应把握两大支点，一是研究在婚姻家庭中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弄清个体需要或利益的构成要素及运行要素及运行变化规律，为法律诱导、保护和限制个体利益提供优化模式；二是研究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利益机制，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婚姻家庭所承受的社会利益提供优化模式。

新的支点，不能凭空捏造，而应有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来充实构建。为此，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容纳新思潮，开放方法论，运用行为科学和价值论的原理、方法，将婚姻家庭法学引入行为法学和价值法学的新视野。

婚姻家庭法学的行为法学取向重在研究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行为机制，揭示行为的运行规律，为婚姻家庭法调控婚姻家庭关系，建立一般的、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提供实证经验和构想。

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对各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和调控。通过法律手段，设定人们追求一定利益，满足一定需要的行为模式，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过来，社会秩序的建立，法律规范的社会化，又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对行为的研究，应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课题。

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涵盖丰富的内容。人无论是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法律关系中，既是被主体化的客体，又是被客体化的主体。其一切行为，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客体化的内容，表现一种身不由己的必然性选择；另一方面，在其客体化过程中，又有自身生理的、心理的、价值观的等多重主体化内容。这两方面导致了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共同倾向性和个体差异性，从而决定了法律控制和调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对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进行研究，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点：第一，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把握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客观机制，揭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条件等客观力量作用于人的行为的规律，理解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每个人并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被客体化了的主体，认识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各种行为选择的受动性；从而明确婚姻家庭法要有效施控，权利、义务要真正落实到人们的行为，必须首先从影响人的行为的客观力量着手，培植良好的法律环境。第二，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把握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主观能动机制，揭示其主体性特质。这种主体性特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品德修养、价值观、社会角色等特定化因素。它们既决定着人们对客观外在条件的认识，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及对行为的把握和控制。二是主体行为赖以发生和追求的需要、目的、动机等动力机制，这是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必备要素。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的需要。需要是行为的内驱力，是每个人求得生理和心理诸方面平衡要求的反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下有不同的需要，由此决定了行为的差异性和变动性。需要的产生与满足，是行为主体与外界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可表现为刺激——需要——动机——行为——目标——满足状况。可见，人的行为总是因需要而开始，因需要的满足而告终；旧的需要实现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开始新的行为。所以说，需要在人的行为动力机制中，是一个中心环节，贯穿行为始终。我们研究婚姻家庭关系，分析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决不可忽视人的需要这一内在规定性。

婚姻家庭法学要正确把握这两个基本要点，必须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内在需要及其与社会相协调的行为选择为重点，系统研究和解决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1）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受到哪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对行为施以作用；（2）决定和制约人婚姻家庭行为的生理机制和内隐心理状态；（3）人的价值观、文化素质、品德修养、社会职业角色等个性化因素对行为的影响；（4）人们依存或反映于婚姻家庭的客观需要，剖析需要的共同性、差异性、层次性、变动性及需要产生与满足的运行规律，弄清影响需要产生和实现的外在力量与内在因素，揭示与需要伴生的行为动机和目的；（5）人们反映在婚姻家庭中的各种需要的对象资源状况、获取资源的机会、追求和满足需要的行为耗费；（6）婚姻家庭中各种行为表现方式的运行模式和规律；（7）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行为与婚姻家庭法所需求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揭示其根源，提出缝合差异的有效对策或模式。

婚姻家庭法学通过对上述诸方面的科学研究，方可为婚姻家庭法预测、激励和积极控制个体行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提供多方面的导向：一是为婚姻家庭法施控于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环境因素提供导向；二是为法律设定统一的规范化行为模式提供导向；三是为法律诱导、确认和保护人们的正常、健康、合理的需要提供导向；四是为法律强化统一的价值观，培养正确、积极的法制心理提供导向；五是为法律激励、诱导人们的积极的行为动机、目的提供导向；六是为法律分配满足需要的对象资源，明确行为耗费提供导向。由此，即可保证婚姻家庭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方向，从而有效地激励人们的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创立积极的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目标。

婚姻家庭法学的价值法学取向要求运用价值论的原理和方法，深刻剖析婚姻家庭和婚姻家庭法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和价值取舍，揭示其功能作用，为其在社会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显现的、潜隐的正向价值，消除负向功能提供理论指导。
首先，婚姻家庭法学应对婚姻家庭法确认和调整的对象——婚姻、家庭、亲属的价值功能给予科学的揭示。

在人类发展史上，当多种历史道路摆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往往择其与人类当时最大利益相一致、相协调的方向前进。人类的两性关系、血缘关系从原始的动物界分离出来，经过群婚制、对偶婚制，最终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个体家庭形式。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人类从自发到自觉的价值认识和选择过程。

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伴随着社会的更替、演进，其形式、结构、内容不断发生变异，价值和功能亦不断淘汰、更新、充实。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总是运用各种社会力量，赋予婚姻家庭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强化婚姻家庭对其社会统治有利的价值功能，使婚姻家庭与之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时代保持最大限度的适应性。
婚姻家庭法对婚姻家庭的价值研究，主要把握两个方面：

其一，婚姻家庭从产生开始，至今一直沿袭固有的、自然的、基本的价值。这是婚姻家庭基于其内在性能和自然规律而普遍共存于人类社会的功能，反映了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历史上，婚姻家庭的这种基本价值并未得到科学的揭示和理性的把握，而是被宗教歧解和统治阶级的伪道德歪曲，在人们愚昧无知的条件下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自发地发生作用。今天，尽管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打破了宗教神话和剥削阶级的伪善，但许多人对婚姻家庭基本价值的认识还处于愚昧、偏执的状态。婚姻家庭法学应承认这种历史和现实，高举科学和理性的旗帜，引导立法、引导社会走向正确的认识，从而使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在人们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把握下发挥出来。

其二，婚姻家庭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在我国现实社会中，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家庭作为一定范围亲属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一方面继续保留其自然价值和职能，以满足人类个体和社会共同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又迎纳了新时代、新社会所要求的职能内容，以适应或促进社会的发展、变化，显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进步性、独特性。由此，婚姻家庭作为现实社会的客观实体，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价值地位，这正是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制度确认、保护、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必要所在，也是婚姻家庭法确立调控模式，施展控制力量应予把握、遵循的基本方向。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现实社会对婚姻家庭的应然性价值要求与婚姻家庭实际展现的社会功能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是因为社会的婚姻家庭质量不高，不能发挥正常的、应有的价值，有的反而对社会起到了消极作用；二是由于婚姻家庭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往往将陈旧过时的功能潜隐到新的社会时空，附生于新的结构和形式，影响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三是由于婚姻家庭的相对稳定性，使其价值、结构、功能不能及时转换、更新，适应不了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四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未能创造必要的环境，提供有效的途径以保证婚姻家庭价值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为此，婚姻家庭法学应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价值规定性，揭示现实社会中其应然价值与实际功能发挥的差距及其根源，为婚姻家庭法有效诱导和确认婚姻家庭的正向价值，调整婚姻家庭的结构、形式，创造社会环境，保证婚姻家庭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科学指导。

教育部


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教育部

　　2003年教育系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及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认真落实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新进展。

义务教育

　　全国实现“两基”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进一步提高，达到91．8%。到2003年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2659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81个)，比上年增加61个县(市、区)；12个省(直辖市)已按要求实现“两基”。

　　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和学龄人口的逐渐减少，小学校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继续减少。2003年全国共有小学42．58万所，比上年减少3．11万所；招生1829．39万人，比上年减少123．41万人；在校生11689．74万人，比上年减少466．97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65%，其中男女童入学率分别为98．69%和98．61%，男女入学性别差为0．08个百分点。小学辍学率为0．34%，其中女童0．36%。小学五年巩固率为98．80%，与上年持平。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97．9%，比上年提高0．88个百分点。

　　小学教职工和专任教师略有减少，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继续提高。全国小学教职工625．62万人，比上年减少8．4万人；其中专任教师570．28万人，比上年减少7．61万人。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7．85%，比上年提高0．46个百分点，小学生师比20．5∶1，比上年的21．04∶1略有降低。

　　随着“普九”目标的实现和学龄人口的逐渐减少，初中招生数略有减少，但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有所增加。全国共有初中学校6．47(其中职业初中1019所)万所，比上年减少0．1万所。招生2220．13万人，比上年减少61．69万人；在校生6690．83万人，比上年增加3．4万人；毕业生2018．46万人，比上年增加114．77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2．7%，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初中阶段辍学率为2．84%，其中女生2．4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59．6%，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全国初中专任教师349．75万人，比上年增加2．98万人。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1．98%，比上年增长1．7个百分点。生师比19．13∶1，比上年的19．29∶1略有降低。

　　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国普通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118550．52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5251．66万平方米。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50．2%、音乐器械配备达标率38．66%、美术器械配备达标率36．69%、数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率49．8%；普通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65．68%、音乐器械配备达标率53．95%、美术器械配备达标率52．43%、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70．17%。各项指标均比上年有所提高。

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

　　幼儿园园数有所增加，但在园幼儿数略有减少。200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1．64万所，比上年增加0．46万所，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2004万人，比上年减少32．02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70．91万人，比上年增加4．98万人。

　　2003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1551所，比上年增加11所；招收残疾儿童4．88万人，比上年减少0．41万人；在校残疾儿童36．47万人，比上年减少0．98万人。其中在盲人学校就读的学生3．83万人，在聋人学校就读的学生10．98万人，在弱智学校及辅读班就读的学生21．66万人。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63．64%和66．23%。残疾儿童毕业人数4．45万人，比上年增加0．03万人。

高中阶段教育

　　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3．18万所，比上年减少0．1万所；招生1267．88万人，比上年增加87．15万人；在校学生3243．40万人，比上年增加335．2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43．8%。　　

　　全国普通高中1．58万所，比上年增加0．04万所；招生752．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43万人，增长11．15%；在校生1964．83万人，比上年增加281．02万人，增长16．69%；毕业生458．12万人，比上年增加74．36万人，增长19．38%。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07．06万人，比上年增加12．46万人。生师比18．35∶1，比上年的17．80∶1有所提高。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75．71%，比上年增长2．84个百分点；普通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为73．48%；体育器材配备达标率74．07%；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65．87%；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65．63%；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78．73%；建立校园网的学校占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的比例为44．76%。

　　全国成人高中1317所，比上年减少146所；在校生21．85万人，比上年减少11．67万人；毕业生16．48万人，比上年减少7．33万人。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共有学校1．47万所，比上年减少1137所。招生515．75万人，比上年增加42．21万人；在校生1256．73万人，比上年增加65．92万人。

　　全国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065所，比上年增加112所；招生183．88万人，比上年增加28．57万人；在校生502．37万人，比上年增加46．02万人；毕业生148．45万人，比上年增加4．3万人。教职工34．70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专任教师19．86万人，比上年减少0．92万人。

　　全国职业高中0．58万所，比上年减少0．06万所；招生197．26万人，比上年增加9．9万人；在校生455．76万人，比上年增加27．63万人；毕业生112．67万人，比上年减少8．94万人。职业高中专任教师25．79万人，比上年减少1．48万人。职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59．39%，比上年增长5．89个百分点。

　　全国技工学校2970所，比上年减少105所；招生数91．64万人，比上年增加18．31万人；在校生193．14万人，比上年增加40．15万人；毕业生47．31万人，比上年减少0．17万人。技工学校教职工20．22万人，比上年减少0．12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5．30万人，比上年增加2．7万人。

　　全国成人中等专业学校2823所，比上年减少650所；招生42．98万人，比上年减少14．57万人；在校生105．45万人，比上年减少47．89万人；毕业生40．03万人，比上年减少28．83万人。

　　全国中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0．1万人次，取得中专毕业证书10人。

高等教育

　　2003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110所，比上年增加107所。普通高等学校1552所，比上年增加156所，其中中央各部委所属学校111所。成人高等学校558所，比上年减少49所，其中中央各部委所属学校19所，比上年减少1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20个，其中高等学校407个，科研机构313个。

　　高等教育的招生和在校生规模继续快速增加。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全国招收研究生26．89万人，比上年增加6．63万人；其中博士生4．87万人，硕士生22．02万人。在学研究生65．13万人，比上年增加15．03万人；其中博士生13．67万人，硕士生51．46万人。毕业研究生11．11万人，比上年增加3．03万人；其中博士生1．88万人，硕士生9．23万人。

　　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382．17万人，比上年增加61．67万人，增长19．24%；在校生1108．56万人，比上年增加205．2万人，增长22．72%；毕业生187．75万人，比上年增加54．02万人，增长40．39%。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559．16(2002年)万人；毕业生159．34(2003年)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有较大提高。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高职(专科)在校生平均规模由上年的6471人提高到7143人；对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和夜大生、函授生、成人脱产班等各类学生，按国家规定折合为本、高职(专科)学生计算，生师比为17．0∶1。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45．26万人，比上年增加14．9万人；专任教师72．47万人，比上年增加10．63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教职工15．35万人，比上年减少1．46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比上年减少0．38万人。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1156．2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70．5万人。

成人培训与扫盲教育

　　成人各类培训教育蓬勃发展。2003年全国高等学校举办的各类成人非学历教育结业人数达353．25万人，注册学生239．52万人。全国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机构)23．06万所。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共培训结业学员7242．08万人次，注册学生数5677．22万人。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机构)教职工45．72万人，专任教师20．6万人。目前各类成人技术培训规模较大，但其质量和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成人初等学校2．68万所，比上年减少0．93万所；毕业生190．18万人，比上年减少124．7万人；在校生186．26万人，比上年减少104．18万人。教职工3．77万人，比上年增加0．1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89万人，比上年增加0．53万人。

　　2003年全国共扫除文盲203．14万人，比上年增加28．69万人；仍有195．22万人正在参加扫盲学习，比上年增加17．83万人。扫盲教育教职工8．63万人，比上年增加0．5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87万人，比上年增加0．59万人。

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2003年，全国共有民办普通高等学校173所，在校生81万人；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04所，各类注册学生100．40万人。民办普通高中2679所，在校生141．37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382所，在校生79．38万人。民办普通初中3651所，在校生256．57万人；民办职业初中53所，在校生2．28万人。民办普通小学5676所，在校生274．93万人。民办幼儿园5．55万所，在校生480．2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