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保险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保监发〔2006〕26号

　　

各保监局、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现将《关于保险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关于保险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6〕9号），针对保险业的实际情况，现就保险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保险业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的一个重要机遇。按照中央部署做好这项工作，对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保险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监管工作不断加强，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规范、秩序良好，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各项业务健康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保险业还处在初级阶段，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因素比较复杂，商业贿赂现象在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保险中介、资金运用等业务领域均不同程度有所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

　　商业贿赂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扰乱保险市场秩序，破坏公平竞争，妨碍保险资源合理配置，损坏保险业形象；商业贿赂增加公司经营成本，造成资产流失，损害广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商业贿赂败坏社会风气，腐蚀党员干部和保险员工队伍。商业贿赂危害严重，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极大阻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治理商业贿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维护广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切身利益的必然要求；是规范保险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提高诚信水平、树立保险业良好形象的必要措施；是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内容。各单位各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商业贿赂的危害性，深刻理解开展专项治理的重要性，提高做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

　　二、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目标

　　通过扎实有效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达到下述目标：保险业商业贿赂现象大为减少，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市场秩序更加规范；保险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经营理念进一步端正，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和合法经营的观念明显增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内控制度更加完善；保险行业维护公平竞争的规章制度更加健全，业内自律明显增强，行业信誉进一步提高；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三、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指导原则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保会精神，坚持下列原则：

　　（一）实事求是。要切实从保险业实际和特点出发，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二）依法治理。治理商业贿赂，要依据《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依据保监会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开展工作，严格依法办事，做到依法检查，依法纠正，依法惩处。

　　（三）积极稳妥。要服从服务大局，坚持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既要积极治理商业贿赂，又要保持企业正常经营。要注意把握政策界限，正确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界限，正确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要通盘考虑，分步实施，渐进有序地把工作推向深入。

　　（四）突出重点。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工作重点，着力解决损害广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切身利益、严重破坏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秩序、损坏保险业形象的突出问题。各单位各部门都要以一、两个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务求抓出实效。

　　（五）标本兼治。要运用教育、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商业贿赂进行综合治理。既要着力消除商业贿赂现象，又要注重根治产生商业贿赂的原因，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努力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深入探索有效的预防措施，完善规章制度，大力加强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建设。

　　四、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治理范围和重点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保险业实际情况，在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中，要认真检查和纠正下列不正当交易行为：

　　（一）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账外暗中直接、间接给予投保人或其工作人员回扣、财物或其他利益。

　　（二）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账外暗中向保险中介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支付手续费、给予财物或其他利益。

　　（三）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合法保险中介以外的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支付手续费、账外暗中给予财物或其他利益。

　　（四）保险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账外暗中收取手续费、佣金、财物或其他利益。

　　（五）保险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账外暗中给予投保人、委托人、保险公司或其工作人员财物或其他利益。

　　（六）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因收受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给予的财物或其他利益，违规进行承保或理赔。

　　（七）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定点、定损中，账外暗中收受利益相关人给予的财物或其他利益。

　　（八）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运用业务中，账外暗中收受利益相关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或账外暗中给予利益相关人财物或其他利益。

　　（九）保险行业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业务招标、广告宣传、服务采购、研究资源采购、物资采购、资产处置、基本建设等过程中，非法收受、给予财物或其他利益。

　　（十）国家法律法规和保险规章制度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交易行为。

　　要重点治理保险业务中以手续费名义操作的各种不正当交易行为。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明确并细化本单位的治理范围，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要突出重点，增强专项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主要方式

　　（一）自查自纠。对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是经营者进行自我教育、纠正不正当经营观念和行为的一种有效措施，是治理商业贿赂的一个重要手段。保险行业要从今年3月份开始，用9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自查自纠，到11月底基本结束。

　　各单位，尤其是保险企业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要在摸清不正当交易行为底数、全面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自查自纠方案，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任务，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自查要按照动员部署、对照检查、落实整改三个阶段进行。要检查经营思想是否有不正当交易是“潜规则、润滑剂”的错误观念，检查经营活动中是否有违反职业道德和市场规则、破坏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检查内部管理机制是否建立健全。

　　要严格进行自查自纠，坚持原则，严肃对待，不走过场。要实事求是，正确把握政策界限，根据错误事实、情节轻重、影响大小和认识态度等，予以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的，以批评教育和自我纠正为主；对虽有问题，但能主动说清并认识错误的，可以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要结合纠风工作予以解决。对自查自纠不力的单位，要加大督导力度。对拒不自查自纠、掩盖问题的，要从严处理。

　　各单位要针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认真研究和提出整改措施。要落实整改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加强督促和指导，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在自查自纠过程中，各保监局要对辖区保险企业进行督查，上级单位要加强对下级单位的督查。各单位要定期向保监会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报告自查自纠情况，保监会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抽查。

　　（二）专项检查。保监会有关部门和各保监局要按照各自的职能积极开展工作。要明确检查重点，加大检查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突出问题。要加强对保险企业内控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要加强对车险、大型商业保险项目、银行代理保险、团体保险等领域的监督检查；要加强对保险中介机构尤其是兼业代理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督促其提高业务和财务的真实性；要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追究，督促企业完善投资交易的监控措施。

　　国有保险公司监事会要把不正当交易行为作为一个重点，深入进行检查。

　　（三）查办案件。要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防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要认真对待自查自纠和专项检查中发现的以及信访投诉反映的案件线索。要建立情况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发挥保监会、保监局、保险机构纪检监察部门、行业协会等举报投诉网络的作用，动员干部职工反映和举报商业贿赂问题。要注意保护投诉举报人，对投诉举报商业贿赂有功人员要给予奖励。

　　要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金额大、影响面广的案件，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并做好协查工作。要严肃查处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活动中收受贿赂的行为。

　　要准确适用法律和政策，坚持宽严相济。要敦促有商业贿赂问题的单位和人员向执纪执法部门主动交代。对主动交代问题并积极退赃的，酌情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

　　（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治理商业贿赂既要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又要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常抓不懈，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相结合，与端正经营理念、促进行风建设相结合，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相结合。

　　加强宣传教育。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业绩观，强化依法合规、公平竞争的经营理念，纠正错误认识，倡导诚实守信，反对弄虚作假。要积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开展宣传和进行警示教育，增强全行业的法规意识，筑牢抵制商业贿赂的思想防线。《中国保险报》等有关媒体要开辟治理商业贿赂专栏，专栏要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保险行业协会要认真开展行风评议，积极倡导规范诚信，努力维护公平竞争。

　　健全自律机制。保险企业要完善员工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推行反商业贿赂承诺制，严格遵循公平竞争规则。要加强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督，加强对重点环节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发展电子商务，加强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完善核算体系，减少中间环节，堵塞管理漏洞。

　　加大监管力度。要进一步强化偿付能力、市场行为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要健全有关规章制度，防止不正当交易。要抓紧制定保险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保险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保险营销员管理、保险资金运用从业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规章，抓紧制定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银行代理保险管理、保险资金管理、保险资金托管管理等方面的规章，抓紧完善保险代理、经纪、公估机构和兼业代理管理等方面的规章。要狠抓制度的落实，严格按章办事。

　　深化改革。要深化保险企业改革，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建立科学的决策、执行程序，规范决策和执行行为；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高管人员、基层单位的业绩评价标准和考核机制。要加强保险市场体系建设，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良性运转、充满活力的市场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准入机制，丰富市场主体类型并大力培育成熟市场主体，规范发展中介市场，推进保险中介的专业化经营。要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推动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创新。要注重在动态监管、事前事中连续监管和促进企业增强控制风险的自觉性上下功夫。尤其要着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保险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档案。

　　六、有关要求

　　治理保险业商业贿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繁重，各单位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要求，真抓实干，不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精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正确把握形势，切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自觉性，务必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抓紧抓好。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单位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要明确负责同志和具体负责部门，一把手要亲自挂帅，定期听取汇报，指导工作，督促落实。要紧密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明确目标要求和工作步骤，确定治理重点，制定有效措施。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注意把握进程，及时排除困难，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强化责任，严格监督。要建立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和有效的工作机制。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要定期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报告重要情况和大案要案线索，不得瞒报漏报，更不能压报。要严格督导，严格巡查，上级单位要在下级单位确定若干联系点。保监会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各地区各单位自查自纠、案件查处和长效机制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

　　（四）深入调研，加强协调。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增强专项治理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监管机构各部门要经常沟通，加强协作，共同探讨有关问题，研究相关措施，形成治理合力。保监会各有关部门、各保监局以及保险企业要加强与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的沟通和联系，争取配合和支持。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确保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取得实效。

法治社会形成原因及模式简论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2003级5班 张福坤


内容摘要：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而经济条件是根本。同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基于其本身的传统或特点使得法治社会形成时间必然不同，因此各自模式也便不同。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
关键词：法治社会 法治 法制 法制现代化 法治社会模式

探讨法治社会，首先要回答一个基础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自1996年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后，李步云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较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的法治国家十项原则：（1）法制完备（2）主权在民（3）人权保障（4）权力制衡（5）法律平等（6）法律至上（7）依法行政（8）司法独立（9）程序正当（10）党要守法。[1]此十项原则很好的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可以作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模式。当然我们探讨的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严格意义上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关系又不可对立。建立法治社会需要法治国家的主导，而要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去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又必须建立法治社会为基础。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由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到逐渐辅以社会的多元立法执法；以国家的单一法制为主辅以社会规范为主，而国家法制逐渐缩小影响而最后至消亡。”[2]所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本文重点探讨法治社会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

法治社会形成的必然

有学者指出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并非西方专有。（1）自国家产生以来便随即产生治理国家的两种主张即所谓人治和法治。中国古代孔子主张用“名君贤相”治理国家，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而古代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即国家需要一个“哲学家成为国王”。主张法治的则有中国古代法家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另有学者重点指出，人治与法治其实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统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古东方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都曾经选择过人治作为统治手段。在早期社会，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其经济关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发展农业和控制社会。诚然，东西方确实不同，其不同在于西方较早的走上了法治之路。在西方走上法治之路过程中，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思想理论。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方能够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形态。同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自然孕育着民主的因子，这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都具备是其很快走上法治之路成为了必然。在中国，虽然法家思想较早产生，但其自身与西方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法治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的法家对法治的主张实际上并非与人治根本对立。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个人只不过被其看作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加之，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法传统使其很难走上西方那样的法治道路。当然，西方法律发展史为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提供了一个完全现成的模式和范本也成为了不可能。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其中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建国后经历的计划经济也是传统自然经济形成的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补充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对我国来说，只有内在条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其载于《宪法》，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法治之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就可以形成法治社会，这是一种必然。

法治社会模式之讨论

上文已得出法治社会形成的根本条件应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特别是需要精神文化条件的支持，但那不是根本的。本文主要观点就是经济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体现法治社会形成的共性，而精神文化因素则表现着法治社会形成的个性。因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及传统不同，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要不然当今社会为什么向全球一体化迈进？正是在以上基础上，按照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形成时间的早晚，我们把法治社会分为早发晚发型模式。（3）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看到，在有些学者编写的书籍里面，在论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按照动力来源及法律发展文明为依据，把法治社会分为外发内发及混合型三种模式。（4）在此涉及“法制”与“法治”二词，笔者认为法制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联系和一致的。而且，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正是从人治到现代法治转型并以法治为最终目标的。不妨先看一下三种模式的具体划分：第一种所谓内发型，可以英法美为例，他们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即商品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这与前一种划分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前种观点，不难看出所有的外发及混合型都应属内发型；第二种所谓外发型以俄日印为例，其形成是因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传统对一个较为落后的法律传统的冲击所导致的。由于其内在生产力和其他条件不具备，自然的由外力充当了主要动力；最后一种是以中国新加坡为例的混合型，因为他们的法制现代化由内外力互相作用的合力催动的，由于这些国家传统历史悠久，社会内部市场化低工业化晚，不具备全部的内在条件，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发长的经济政治基础，所以传统与外来文化差异使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催化剂。

综上两种对法治社会模式的划分，其出发点在与前者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始终强调作为法治社会形成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因素的根本地位。按照前者划分法治社会模式标准，后者那种内发外发混合模式的划分就显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因为所有的法治社会都应该是内发型的，只是有早晚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始终没有忽视掉文化因素。正所谓“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有可能受到不同学说影响，其伦理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追求合理进步是人类共性。它可能被掩盖，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指南针。”[3]在这方面尤其反对“西方中心论”制约上，两者观点确是一致的。

结尾：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法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正确的定位以内应该是在最终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下应坚持走下去。在此进程中要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包括理论价值观念等，按照本国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特点进行新的融合与创造，把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文明融入现代化进程中来。
（法治社会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由于本人知识储备所限，在此只谈及皮毛即其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而且文中观点不免稚嫩，不当之处，望多指正。）
注释：
（1）（3）观点出自马新福的“亚洲国家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一文，转于《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上，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6
（2）引自《礼记 中庸》
（4）“法制现代化模式”出自《法理学》公丕详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
参考资料：
[1]李步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三期
[2]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载于《政治与法律》上海社科院1995年第一期
[3]杜恂诚《中国传统理论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2